德邦快遞香港
司法鑑定>>
一名小法醫的成長之路
發佈時間:2020-10-13 15:04 星期二
來源:法治日報——法制網

董國凱

  15年前,我第一次動手進行了法醫學屍體解剖,跟着我的兩位老師,在一家醫院的停屍房裏辛苦工作了3個多小時。當時條件有限,我記得我們是蹲在地上完成的,開顱用的還是板鋸,汗水時不時淌進眼睛,兩條腿蹲得失去知覺,耳邊不停響起老師的話:“這裏照張相,這裏輕一些、不要用力,這裏打開看一下……”完成屍檢回實驗室時,需要乘坐出租車,司機盯着我拎着的解剖箱和塑料桶(塑料桶裏裝着檢材器官)充滿了疑惑,帶教老師淡定地説了一句:“我們剛釣完魚。”當晚,我興奮得難以入睡,但又充滿疑慮,這法醫工作和影視作品裏的不一樣啊,跟自己想象的差距太大了。那時我研究生一年級,滿懷熱情從臨牀醫學專業轉到法醫病理專業不到一年。

  2007年,我國司法鑑定制度改革正如火如荼。我剛剛參與完成50餘例法醫病理學鑑定,從屍檢、取材到製片、閲片,從機械性損傷、機械性窒息到中毒、猝死,從分析案情到撰寫報告,從單純的興奮到對學藝不精的惶恐,夾雜着自己對法醫工作的憂慮,在老師的不斷叮囑下,應聘到了一家醫學院校的法醫學教師崗位,同時成為一名初出茅廬的小法醫。

參加工作後,尤其是取得司法鑑定人資格後,我才開始對法醫工作有了真正的理解,開始直面各種鑑定實踐問題。一方面,是屍體解剖本身,曾經有朋友問我:“解剖完屍體,你晚上能睡着覺嗎?”我説:“不一定,如果當時能發現死因,睡得很踏實;如果當時發現不了死因,我整晚琢磨,睡不着。”另一方面,是屍體解剖工作之外的問題,有時會被人跟蹤、錄音,有時會收到偽造的病歷資料,還碰到過攜帶農藥、菜刀的當事人。在完成大概300多例屍檢之後,我對法醫鑑定工作的憂慮達到頂點,曾想到過放棄自己的工作。但當看到死者家屬那種言語難以表達的無助和發自心底感謝的眼神,還有委託方拿到報告後的信任和欣喜,成就感是別人難以體會的,自己最終堅持了下來。

曾有一例4歲男童在幼兒園發生意外後經搶救一直處於植物人狀態的案件。對於昏迷原因,家長與幼兒園各執一詞,家長認為是外傷所致,而幼兒園認為是癲癇引起的。起訴至法院後,法官無法明確是外傷還是疾病導致的昏迷,而接診醫生也沒有明確診斷,不能提供關鍵證據。該案案情複雜,且已被當地報紙及網絡傳播。接受法院委託後,我仔細審閲送檢材料,發現住院病歷雖未記載體表存在包括勒痕在內外傷,但卻明確記載了入院時面部包括瞼球結膜存在出血點,而其餘部位未見異常。結合案情、現場及影像學資料,我認為該男童在幼兒園玩滑梯時,甩帽衫的帶子不慎掛在滑梯頂部的縫隙裏,後甩帽衫作用於男童頸部導致了機械性窒息發生。最終為法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鑑定意見,平息了社會矛盾。還曾有一例懷疑意外溺水的案件,在屍體解剖過程中,我發現死者雖系生前溺死,但存在一些溺死無法完全解釋的腹部臟器的外傷,同時在瞭解案情的過程中還發現該死者生前購買了較多人身意外保險,受益人為其丈夫。屍檢結束後,我與委託單位特地趕到溺水地點勘察現場瞭解情況,並就現場與屍體檢驗所見及時與委託單位溝通,後來該案被證實是一起殺妻騙保案件。

徐州作為五省通衢、四省交界之處,每年都會有大量情況複雜的案件發生,徐州醫科大學司法鑑定所作為該地區比較有影響力的鑑定機構,一直承擔着艱鉅的鑑定工作。我碰到過情況緊急、春節期間進行屍檢的案件;碰到過屍檢結束被人跟蹤、後被一方當事人持刀“護送”的案件;也碰到過被當事人威脅自身及家人人身安全的案件;還曾經對家庭困難且不能出行的傷者提供過免費上門服務。在面對利益誘惑、外界壓力時,不為所動;對高腐、有傳染病的屍體,能夠從容面對;遇到當事人衝動、不理解時,就耐心地運用所學知識,對爭議問題進行解答。這些都讓我對法醫工作有了自己的認識,法醫鑑定不僅僅是身體上的辛苦和知識、經驗的積累,更重要的是要有責任心和榮譽感,要堅持科學、客觀、獨立、公正的原則,使公平正義得以體現。

近年來,隨着司法鑑定體制改革不斷推進,法醫類司法鑑定人的工作條件有了很大改善,但同時社會對法醫類司法鑑定人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法醫類司法鑑定人的責任較之以往更大。這促使我不斷努力,不斷加強業務能力,秉持司法鑑定人的職業操守,為我國司法鑑定事業作出更積極的貢獻。

(作者系徐州醫科大學法醫學教研室副主任、司法鑑定人)

責任編輯:武卓立
8326215
相關新聞